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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 宪法的主要内容是建立联邦制的国家，各州拥有较大的自主权，包括立法权；实行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立法、行政、司法三部门鼎立，并相互制约。宪法规定，行政权属于总统，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职权集中于总统一人，总统兼任武装部队总司令，总统不对国会负责。总统的行政命令与法律有同等效力。总统通过间接选举产生，任期四年。政府内阁由各部部长和总统指定的其他成员组成。内阁实际上只起总统助手和顾问团的作用，没有集体决策的权力。国会为最高立法机构，由参议院和众议院联合组成。国会的主要职权有：立法权、行政监督权、条约及官员任命的审批权（参议院）和宪法修改权。对总统、副总统的复选权等。两院议员由各州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参议员每州２名，共１００名，任期６年，每两年改选１／３。众议员按各州的人口比例分配名额选出，共４３５名，任期两年，期满全部改选。 两院议员均可连任，任期不限。参众议员均系专职，不得兼任政府职务。此外，国会可通过不需要总统签署的决议案，它们无法律作用。国会对总统、副总统及官员有弹劾权，提出弹劾之权属于众议院，审判弹劾之权属于参议院。美国设联邦最高法院、联邦法院、州法院及一些特别法院。联邦最高法院由首席大法官和８名大法官组成，终身任职。联邦最高法院有权宣布联邦和各州的任何法律无效。 经济 一、美国规制影响评价的发展轨迹 随着战后经济的高速增长、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规制的僵化，市场与规制之间的冲突日趋严重。规制机构同时拥有半立法、半行政、半司法权力的“三位一体”的规制模式，导致了机构膨胀和滥用自由裁量权，这就向联邦政府提出了谁来规制规制者的严峻挑战，即谁来审核独立规制机构的规章而限制他们滥用自由裁量权。因此，１９７１年，尼克松总统在总统办公室设立了管理和预算办公室?简称ＯＭＢ　，并由ＯＭＢ审核白宫内阁行政机构的规章。此后，历届总统都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来要求对规制政策进行规制影响评价。 １９７４年，福特总统签署了１１８２１号行政命令，要求任何行政机构提出重要的法律建议或公布重要的法律法规都必须有一个经过评估的通货膨胀影响报告。同时，福特总统还在总统办公室设立了一个工资价格稳定协调会，监测政府和私人部门的经济行为对通货膨胀的影响；１９７８年，卡特总统签署了１２０４４号行政命令，要求行政机关对建议规章的经济影响和主要替代方案的经济结果做规制分析。同时，卡特总统还设立了一个规制分析评估小组，主要对每年十个最重要的规章进行评价；１９８１年，里根总统签署了１２２９１号行政命令。在对规制审核规定方面，该行政命令较以往有很大不同。以前行政命令只是要求行政机关在公布规章前要对重要的规章进行成本收益的分析，而该命令要求对规章进行成本收益分析时，除非潜在的社会收益超过潜在的社会成本，否则不得进行规制。规制的目标应该是使社会净收益最大化，在所有实现既定规制目标的可供选择方案中，应该选择能使社会净成本最小的方案。任何机构提交的对经济影响超过１亿美元成本支出的主要规章，必须提交该规章对经济影响的分析报告。１９８０年，美国国会在ＯＭＢ中设立了信息和规制事务办公室?简称ＯＩＲＡ，集中审核规制机构的规章草案和评估规制的成本和收益；１９９３年，克林顿总统签发了１２８６６行政命令，该行政命令对联邦的规制理念、方法和程序等做了改革。同时，该行政命令将独立规制机构制定、发布和执行规章纳入ＯＩＲＡ管理的范围，并要求规章应以一种让人容易理解的语言和最小社会成本的方式设计；２００２年，布什总统签发了１３２５８号行政命令，对１２８６６号行政命令中涉及有关副总统作用的条款进行了修改；２００７年，布什总统签署了１３４２２号行政命令，对１２８６６号行政命令做了进一步修改，强调了对规制机构制定规章和制定统一的规制指引的要求。 二、美国规制影响评价的基本程序和原则 美国规制影响评价的程序主要分为三个阶段，即规章的事先评价阶段、审核评价阶段和事后评价阶段。 在第一阶段，联邦行政机构对在职权范围内有必要实施规制的问题起草规章建议，并提出规制影响评价报告。该报告主要包含两个重要内容：第一，要决定这个规章是不是重要规章；第二，规章颁布后对经济、社会和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以及如果不采取规制而用其他代替方式的合理阐述。行政机构的规章草案和ＲＩＡ报告准备好后，提交白宫的ＯＭＢ和ＯＩＲＡ审核。 在第二阶段，ＯＭＢ审核各个行政机构提交的规章草案和分析报告，具体工作由ＯＩＲＡ负责执行。ＯＩＲＡ从三个方面审核行政机构提交的规章草案和ＲＩＡ报告：一是该规章是否是行政命令所规定的重要规章；二是该规章的成本收益报告是否符合要求；三是对该规章进行风险评估，审查该规章是否与行政命令的原则相一致，是否与其他行政机构的规章相冲突或存在重复。审核的期限为９０天。如果通过审核，还将在《联邦登记》上公布，公众或相关机构可以对公布的草案进行评价，公众评价的时间至少为６０天。如果没有通过ＯＩＲＡ审核，将退回行政机构或要求其重新修改。 在第三阶段，《联邦登记》发布最终规章，３０天后生效。１年后，规制机构评估执行规章的成本和收益，ＯＭＢ和ＯＩＲＡ评估联邦年度所有规章的成本和收益，向国会提交联邦规制的报告。同时，《２００１年财政、邮电业和政府总拨款法》第６２４条规定，每年应对５年以内的所有规章进行一次全面检查和审核，确定现有规章哪些正在发挥积极作用、哪些需要修改和哪些过时需要废除。 美国规制影响评估的原则主要包括：行政机构要鉴别拟议规制的问题并评估其重要性；行政机构应以最大成本有效性的方式来设计规章；行政机构既要评估拟议规章的成本和收益，又要认识到某些成本和收益难以量化，只有经论证后断定拟议中规制的收益足以有正当理由为其支付成本时，方可提议或采纳该项规章；行政机构应该基于合理可得的科学、技术、经济等相关信息及指导性文件来决定拟议规章；行政机构应评估联邦规章对地方政府的影响；行政机构应避免规章之间或不同联邦行政机构的规章之间的矛盾和重复；行政机构应充分考虑规制的成本，使制定出的规章给个人、企业和其他主体带来的负担最小；行政机构起草的规章应简洁、易于理解，以使潜在的不确定性及因不确定性引起的诉讼最小化；等等。 三、美国规制影响评价实践对我国的启示 我国目前规制政策的效率存在着很多问题，比如被规制产业绩效差、缺乏竞争机制、价格形成机制不够合理、监管机制没有理顺等。因此，借鉴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在规制影响评价实践中取得的良好经验，及时在我国引入规制影响评价制度，对于提高我国政府规制政策制定和实施的效率，无疑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但是，我国目前仅在环境规制领域初步推行了规制影响评价制度，而且由于各种原因实施的效果也并不理想。总体来看，美国规制影响评价实践对我国的启示主要包括： 一是转变思想观念，尽早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规制影响评价制度。规制影响评价的概念无论对于政府还是公众都是新鲜事物，人们对其理论和方法的理解还不深刻。因此，目前我国建立规制影响评价制度的关键是观念的转变。同时，如ＯＥＣＤ所指出的，ＲＩＡ没有单一的模式可循，其设计必须考虑有关国家的政治、社会、文化和法律的背景。所以，我们必须在总结各国规制影响评价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设计出符合我国国情的ＲＩＡ制度。 二是制定和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确定规制影响评价的法律地位。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是推进规制影响评价的重要保障。规制影响评价法律地位的确定有助于确保对所有重大规制政策进行影响评价，有助于保证规制影响评价实践的一致性。因此，要尽快制定和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确定规制影响评价的法律地位，做到有法可依、有据可循。 三是建立独立的规制影响评价机构。美国多年规制影响评价的实践表明，建立中央层面的规制审查和协调机构，可以避免规制冲突和重复，避免规制者被利益集团所俘获，保证规章条例的执行质量，从而提高规制绩效。因此，在我国规制改革的过程中，应尽早建立独立的规制影响评价机构，以提高我国的规制质量。 四是培训规制者，让公众广泛地参与规制影响评价过程。规制影响评价制度的制定，对规制者有着较高的素质要求。虽然目前我国还没有正式的规制影响评价机构，但对现有的规制者进行培训，对于推动我国规制影响评价制度的建设有着重要的作用。同时，我国在规制影响评价制度建立过程中，也应让公众和相关利害企业参与，最后出台的ＲＩＡ报告应具有清晰和易于理解的风格。 文化美国文化的主要内容是强调个人价值，追求民主自由，崇尚开拓和竞争，讲求理性和实用，其核心是个人中心主义：个人至上、私欲至上、追求个人利益和个人享受，强调通过个人奋斗、个人自我设计，追求个人价值的最终实现。这种刻意塑造自我，追求个性化的个人主义有其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它调动了个人的积极性，使许多人的智慧和潜力得以充分发挥，从而促进整个民族与国家的振兴和发展。然而，人人以我为中心，人际关系就难以融洽，整个社会也会缺乏凝聚力。

美国公众注重成就，仰慕英雄，有深厚的成就崇拜和英雄崇拜的心理积淀。个人成就是所有美国人价值观中评价最高的价值之一。美国人有很强的成就(或成功)意识。成功是所有美国人的追求，是诱人的前景，前进的动力。他们坚信，一个人的价值就等于他在事业上的成就。一些事业有成的企业家、科学家、艺术家和各类明星，成了新时代的英雄。他们个人奋斗的过程和结果，成了社会文化价值取向的参照系，父母教育子女的活教材。

美国是流动性很大的社会。这种流动体现在两个方面：地域性流动和社会性流动。美国相对的开放自由、发达的交通和冒险好动的传统使许多美国人从乡村流到城市，又从市中心流向郊区；从北方流到南方阳光地带，从一个城市流到另一个城市。美国社会阶级不像欧洲国家那样固定，加上公共教育的普及，使沿着社会阶梯向上流动成为可能。许多生活在美国的人，无论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还是漂洋过海来到美国的外国移民，都有一个梦，即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这就是人们常津津乐道的“美国梦”。

当前生态文明推动的难点在于( )

（一）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提出

1991年美国经济学家Grossman和Krueger针对北美自由贸易区谈判中，美国人担心自由贸易恶化墨西哥环境并影响美国本土环境的问题，首次实证研究了环境质量与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指出了污染与人均收入间的关系为“污染在低收入水平上随人均GDP增加而上升，高收入水平上随GDP增长而下降”[1]。1992年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报告》以“发展与环境”为主题，扩大了环境质量与收入关系研究的影响[2]（P38-39）。1993年Panayotou借用1955年库兹涅茨界定的人均收入与收入不均等之间的倒U型曲线，首次将这种环境质量与人均收入间的关系称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3]，如图1所示。EKC揭示出环境质量开始随着收入增加而退化，收入水平上升到一定程度后（如图1的Y0所代表的收入水平）随收入增加而改善，即环境质量与收入为倒U型关系。

图1 EKC曲线

（二）EKC的理论解释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提出后，环境质量与收入间关系的理论探讨不断深入，丰富了对EKC的理论解释。

1.规模效应、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Grossman和Krueger提出经济增长通过规模效应、技术效应与结构效应三种途径影响环境质量[1]：（1）规模效应。经济增长从两方面对环境质量产生负面影响：一方面经济增长要增加投入，进而增加资源的使用；另一方面更多产出也带来污染排放的增加。（2）技术效应。高收入水平与更好的环保技术、高效率技术紧密相联。在一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研发支出上升，推动技术进步，产生两方面的影响：一是其他不变时，技术进步提高生产率，改善资源的使用效率，降低单位产出的要素投入，削弱生产对自然与环境的影响；二是清洁技术不断开发和取代肮脏技术，并有效地循环利用资源，降低了单位产出的污染排放。（3）结构效应。随着收入水平提高，产出结构和投入结构发生变化。在早期阶段，经济结构从农业向能源密集型重工业转变，增加了污染排放，随后经济转向低污染的服务业和知识密集型产业，投入结构变化，单位产出的排放水平下降，环境质量改善[4]。

规模效应恶化环境，而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改善环境。在经济起飞阶段，资源的使用超过了资源的再生，有害废物大量产生，规模效应超过了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环境恶化；当经济发展到新阶段，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胜出，环境恶化减缓[5]。

2.环境质量需求。收入水平低的社会群体很少产生对环境质量的需求，贫穷会加剧环境恶化；收入水平提高后，人们更关注现实和未来的生活环境，产生了对高环境质量的需求[6]，不仅愿意购买环境友好产品，而且不断强化环境保护的压力，愿意接受严格的环境规制，并带动经济发生结构性变化，减缓环境恶化。

3.环境规制。伴随收入上升的环境改善，大多来自于环境规制的变革。没有环境规制的强化，环境污染的程度不会下降[7]。随着经济增长，环境规制在加强，有关污染者、污染损害、地方环境质量、排污减让等信息不断健全，促成政府加强地方与社区的环保能力和提升一国的环境质量管理能力。严格的环境规制进一步引起经济结构向低污染转变。

4.市场机制。收入水平提高的过程中，市场机制不断完善，自然资源在市场中交易，自我调节的市场机制会减缓环境的恶化[2]。在早期发展阶段，自然资源投入较多，并且逐步降低了自然资源的存量；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自然资源的价格开始反映出其稀缺性而上升，社会降低了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并不断提高自然资源的使用效率，同时促进经济向低资源密集的技术发展[8]，环境质量改善。同时，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市场参与者日益重视环境质量，对施加环保压力起到了重要作用，如银行对环保不力的企业拒绝贷款。

5.减污投资。环境质量的变化也与环保投资密切相关，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上资本充裕度有别，环保投资的规模因而不同。Dinda将资本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用于商品生产，产生了污染；一部分用于减污，充足的减污投资改善环境质量[9]。低收入阶段所有的资本用于商品生产，污染重，并影响环境质量；收入提高后充裕的减污投资防止了环境进一步退化。环境质量提高需要充足的减污投资，而这以经济发展过程中积累了充足的资本为前提。减污投资从不足到充足的变动构成了环境质量与收入间形成倒U型的基础。

这些理论研究表明，在收入提高的过程中，随着产业结构向信息化和服务业的演变、清洁技术的应用、环保需求的加强、环境规制的实施以及市场机制的作用等，环境质量先下降然后逐步改善，呈倒U型。

二、关于EKC的理论批评

EKC理论假说提出后，实证研究不断，结论呈多样化，有的支持倒U型，也有结论显示两者呈U型、N型、单调上升型、单调下降型[10][11]，并且不同污染物的污染与收入间关系呈现差异形态，对EKC提出了挑战，学术界在理论上也展开了对EKC的批评。

（一）EKC的内生缺陷

Arrow等批评EKC假定收入仅是一个外生变量，环境恶化并不减缓生产活动进程，生产活动对环境恶化无任何反应，并且环境恶化也未严重到影响未来的收入[12]。但是，低收入阶段环境恶化严重，经济则难以发展到高水平阶段，也达不到使环境改善的转折点。经济增长与环境是互动的大系统，环境恶化也影响经济增长和收入提高，需要构建将收入内生化的模型探讨环境质量与收入水平间的互动关系。

（二）EKC的适用局限

EKC能否概括各种条件下环境质量与收入间的关系？研究表明EKC的适用性受到局限。

1.环境-收入理论关系具有多种形态。环境质量与收入间是否只存在倒U型一种形态？研究表明环境-收入理论关系存在七种不同形态。在理论探讨中，如下表达式常用来考察环境与收入间的关系：

式中y为环境指标，x指人均收入，z指影响环境变化的其他控制变量；下标i代表一个国家或地区，t指时间；α是常量，βk是解释变量的系数。该模型依βk的不同而呈现x与y的不同关系，从理论上说明环境与收入间的关系并非倒U型所能代表：

第一，β1= β2 =β3=0，收入水平与环境质量之间没有关系；第二，β1>0，且β2 =β3=0，x与y之间呈单调上升关系，环境随收入上升而恶化；第三，β1<0，且β2 =β3=0，x与y之间存在单调下降关系，环境随收入增加而改善；第四，β1>0，β2<0，且β3=0，x与y之间呈倒U型关系，即EKC，且转折点在处；第五，β1<0，β2>0，且β3=0，x与y之间呈U型关系，收入水平较低阶段，环境随收入上升而改善，收入水平较高阶段，环境随收入上升而恶化；第六，β1>0，β2<0，且β3>0，x与y呈N型，收入水平不断上升的过程中，环境质量先恶化再改善，又陷入恶化境地；第七，β1<0，β2>0，且β3<0，x与y的关系与N型相反，伴随收入水平上升，环境质量先改善再恶化，后复归改善。

环境与收入理论关系的七种形态中，EKC仅是其中的一种形态，其倒U型不能适用于所有的环境-收入关系。

2.EKC无法揭示存量污染的影响。在污染指标上，污染可分为存量污染与流量污染，流量污染物仅对目前环境产生影响，存量污染物经一段时间积累后在将来对环境产生影响[13]。两者的区分视考察时间长短而定，二氧化硫、悬浮物、氧化氮、一氧化碳以及一些水污染物等从短期看可作存量污染物，但从长期来看则是流量污染物。典型的存量污染物是城市废物（因为这些废物在处理场所不断积累）和二氧化碳（存在大约125年）。流量污染物的控制见效快，存量污染物的削减在短期内则难见成效。现实中政府具有短期行为，仅注重削减流量污染，导致经济增长过程中存量污染物一直上升。因此流量污染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下降也不能代表所有污染物的改变。

3.EKC的长期性问题。从EKC的适用时间长短来看，EKC即使在考察时间段或较短时期内成立，在长期也可能不成立，会呈现N型曲线，即开始显示了倒U型，达到特定收入水平后，收入与污染间又呈现同向变动关系[14]，原因在于提高资源利用率的清洁技术被充分利用后，再无潜力可挖，同时减少污染的机会成本提高，收入增加导致污染上升。

因此，EKC反映了多种环境-收入理论关系的一种形态，且更适用于流量污染物和短期的情况，而不适用于存量污染物，在长期内可能呈N型。但其多形态的环境-收入关系的理论基础需要深入探讨。

（三）现实问题使污染轨迹偏离EKC

EKC是对环境-收入关系的一种概括，而现实的复杂性和动态化会不断打破其演变路径，新问题使环境-收入关系偏离EKC，呈现多样性。

1.新技术与新毒型。新技术一般提高生产率的同时也产生潜在危险，如产生新的危险废物。新技术推广之初，这些副作用不为人所认知，当其危险显露出来后，该技术的使用受到限制，最后被淘汰，为新一代的技术所取代，而新一代技术又面临同样的轮回[15],每一种新技术都经历这一变动轨迹。技术周期、收入提高与污染纠集在一起，产生不同的关系：倒U字型、N字型和倒L字型。

Dasgupta等阐述了污染排放与收入之间的四种关系：一种是传统的EKC，一种为修正的EKC，另外两种为污染排放与收入呈单一关系，包括新毒型与触底竞争型[16]，如图2所示。其中两类涉及到新技术的效应：第一类为新技术产生了修正的EKC，它保持了其倒U型，新技术降低了EKC的位置，且先于传统EKC达到转折点，世界银行《1992年世界发展报告：发展与环境》也提出了这种类型。另一类是新技术产生了新毒型污染-收入关系，指新技术产生了新污染物，包括致癌化学物、二氧化碳等，原污染物排放减少的同时新污染物排放上升，因而总污染并未下降。

图2 EKC的多种形状

2.环境规制趋同与触底竞争型。一国环境标准高，提高了其排污成本，使生产成本高于低环境标准国家[17]，驱动一些污染密集型产业移向低环境标准国家，资本外流使高环境标准国家面临放松环境规制的压力，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各国以保持竞争力为借口，放松环保规制，形成触底竞争。随着触底竞争的加剧，形成收入提高而污染排放保持不变，曲线趋于平坦，即Dasgupta等所述的触底竞争型，呈倒L字型，如图2所示。

这两类偏离EKC的情形值得进一步研究，不过学术界对环境规制的触底竞争本身并未达成共识。随着研究的深入和经济的发展，可能还会出现其他问题和其他形状的环境-收入变动轨迹，需要继续探讨。

（四）EKC的指标问题

EKC考察环境质量与收入间的动态关系，涉及到收入指标和环境质量指标，后者一般以污染指标显示。

EKC中的收入指标为人均收入，Stern等认为收入不是平均分配的，人均收入低于平均水平的人远多于高出平均水平的人，因而应以中值收入水平作为变量，而非平均收入水平[18]。

在污染指标上，针对一些人依据EKC而认为经济增长是解决环境问题的关键这一问题，Tisdell提出污染密度（Pollution intensity，指单位产出的污染排放）比总污染更具有意义，因为污染密度的升降更能体现经济增长过程中污染变动的全面情况。Tisdell还将污染分边际污染、平均污染与总污染，着重考察边际污染指标的价值[19]。假定污染不是累积性的，收入上升至一定水平后，则污染密度下降，如图3所示。图3显示了平均污染的EKC以及相应的边际曲线，两者先上升后下降，边际污染线先于平均污染线达到顶点，并与平均污染线的顶点相交。当边际污染和平均污染的污染密度达到顶点后，总污染会继续上升一段时间，在Y1水平上平均污染开始下降而总污染继续上升，因为边际污染仍为正值；只有当收入上升到Y2后，边际污染线位于横轴之下，总污染才会下降。因此，人均收入上升过程中，边际污染、平均污染和总污染三种指标的变动轨迹有些差异。

图3边际污染与平均污染的EKC

这些指标问题在EKC研究中是容易改进的，可以选择中值收入指标、污染密度指标或更有价值的指标考察EKC，不仅考察总污染，也研究边际污染的变动轨迹，全面把握经济增长过程中污染变动的动态。

（五）EKC的解释力问题

1.污染结构问题。经济活动不可避免地排放污染物，并且污染物的结构处在变动之中。Arrow指出收入上升过程中一些污染物排放减少只反映出污染结构的变化，一种污染物排放的减少往往与其他污染物排放增加并行[12]，EKC难以解释这一问题。发达国家伴随着环境规制加强和技术创新，单位产出的污染排放下降了，但废物混合体从硫磺、氮氧化物转向了二氧化碳和固体废物，因而总污染排放仍然很大，人均污染排放并未下降，降低一种污染物的努力会加剧其他污染问题。

2.非收入因素对污染的影响。针对EKC支持者认为经济增长带动技术进步和环境规制强化，批评者提出一些清洁技术和环境规制加强的压力也可能来自外国，因而与本国的收入无关。一国环境质量也会受制于邻国的污染状况，特别是二氧化硫和氧化氮等污染物易于在相邻国土间传播，从而淡化了环境质量与本国收入的关系[20]。

3.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差异问题。有研究者认为如果存在污染与收入间的EKC关系，那部分或很大程度上是国际贸易产生的污染产业分配效应[12][18]。H-O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专门生产其丰裕要素（劳动与自然资源）密集的产品，发达国家专门生产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密集的产品，即发展中国家集中生产污染密集型产品和初级产品，而发达国家专门生产清洁产品和服务密集型产品[18]。一些资料表明发达国家污染密集型生产下降的同时，其污染密集型产品的消费并未同幅下降[21]，说明发达国家生产结构的变化与消费结构的变化并非同步，发达国家环境改善和中低等收入国家环境恶化部分反映了这种国际分工。在特定条件下，污染密集型工业从环境标准高的发达国家向环境标准低的发展中国家转移[22]，后者成为“污染避难所”，促成了前者在收入上升过程中改善环境质量。当今的发展中国家在收入提高的过程中，无法如发达国家那样从其他国家进口资源密集型和污染密集型产品，在强化其环境规制时，也无法将污染产业转移出去，将面临严峻的污染挑战，难以在收入水平提高后改善环境[18]。因此，世界范围的污染并非下降了，只是转移了。

为此运用EKC解释现实时，针对污染结构的变化，避免仅考察单一污染物，应建立污染物指标体系以综合考察所有污染物的变动轨迹；针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异，以发展中国家为重点研究对象，考察发展中国家环境-收入关系的核心影响因子。

对EKC的批评还包括其他方面，如消费的外部性和努力改善环境的外部性导致市场失效，难以在收入提高后改善环境[23]；从一些国家一年或多年的污染-收入静态关系中推出适用于每个国家污染排放与收入的动态依存关系，是不恰当的[24]；收入水平提高后社会增加对环境质量的需求，但现实收入水平尚未能大幅提高环境质量需求，从而达到EKC转折点，即使美国的高收入家庭对环境质量的需求，也不足以使环境质量达到EKC转折点[25]；而且自然资源退化与人均收入间呈正相关，EKC不能说明不可逆的生物多样性损失等，EKC的合理性受到质疑[26]。这些对EKC的批评丰富了环境-收入关系的研究，从理论上呈现了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和多层次性。

三、评价

EKC显示了环境质量与收入间的倒U字型关系，即环境质量开始随着收入增加而退化，然后随收入上升而改善。总结上文，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倒U型EKC仅是一般化环境-收入关系的一种，不足以说明环境质量与收入水平间的全部关系。EKC更多地反映地区性和短期性的环境影响，而非全球性的长期影响。对于中国的情况，赵细康等认为仅烟尘具有弱EKC特征，中国多数污染物的排放与人均GDP变化间的关系还不具有典型的EKC变化特征[27]。若一些污染物在中国存在EKC，则是中国人均GDP尚未达到转折点。

第二，EKC的概念不能适用于所有的环境指标，如土地使用的变化、生物多样性的丧失等。这主要是基于环境退化分为污染与自然资源（土地、森林、草地及矿产资源等）的减少两类，而且一些环境损害很难衡量，特别是土地腐蚀、沙漠化、地下水层的污染与耗竭、生物多样性的损失、酸雨、动植物物种的灭绝、大气变化、核电站风险等。即使一部分环境指标存在EKC，这部分EKC的存在并不能确保延续到将来，即将来收入提高过程中环境并不一定会改善。

第三，环境退化是多种因素导致的，不同阶段的环境退化与经济增长有着不同的关系，发展中国家的环境退化与人口压力、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非密集生产方式、低生产率等有关，发达国家的环境退化更多地与过度消费有关。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可以有针对性地减缓环境退化。可以说，经济发展并不必然最终带来环境改善，简单地将EKC当作对环境乐观的理由，相信经济增长最终自动地解决环境问题，则是过于乐观和缺乏理由的。

第四，经济增长与环境改善可以并行，其前提条件是在收入水平提高的同时，实施有效的环境政策。收入水平提高只是为环境政策的出台和有效实施提供了条件，如高收入条件下充裕的资本保障了减污投资增加等。

值得说明的是，研究者对EKC的理论批评并未深入触及EKC的理论基础，也显示EKC有其可取之处，其倒U型体现了经济增长对环境改善的有利影响，并且在考察流量污染物的短期变动轨迹方面更有效。这一主题的研究中，若改进指标的选取、把握现实新问题对环境-收入关系的影响、强化偏离EKC的理论基础等，将深化环境-收入

当前生态文明推动的难点在于：

如何实现经济生态化转型，如何将产业自身升级规律与生态环境规制有机结合起来，如何实现“增产不增污”及“增产减污”。

在国土空间开发和保护方面，有的地方由于无序开发、过度开发、分散开发，导致优质耕地和生态空间占用过多，环境资源承载能力下降，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

近年来，我国大江大河干流的水质稳步改善，但仍有少数流域的污染问题没有得到有效治理。有的地方在湿地自然保护区建设大型养殖场，造成生态环境破坏。

我国矿产资源比较丰富，但人均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58%，大型和超大型矿床比重较小，贫矿、难选矿和共伴生矿多，尤其是铁、铜、铝土、铅、锌和金等多为贫矿，难选比重大，开采成本普遍比较高，实际可供利用的资源比例较低。

含义

在资源总量管理和节约方面，有的地方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不合理，资源浪费严重、利用率不高，特别是自然资源及其产品价格偏低、生产开发成本低于社会成本、保护生态得不到合理回报的问题依然存在。

近年来，我国天然气、水电、核电、风电等清洁能源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例不断攀升，但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还没有彻底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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